在法国将军为联军司令部组织并有清政府官员参加的庆典次月，《纽约时报》（1901年6月26日）以“电灯将照亮北京”为题刊登了一个简讯：
上海，6月25日电：一家德国公司日前从清国政府方面获得一份合同。据此，该公司将在清国首都北京安设电灯。
首都沦陷了，但是，大清国的社会生活仍在继续，只是改变不可避免。城市——尤其是开埠通商的城市例如上海——在加快发生变化，洋房、人力车、机动车、工厂、靠岸的新式轮船以及新的环境设置例如花园与草坪，开始承载变迁中的中国形象和身份，并编织正在进入现代社会的商业故事。在包括清代在内的数个朝代，中国社会阶层大致按照（官）、士、农、工、商、（贱民）组成，而现在，社会角色变得复杂起来，例如身着新式服装的学生，记者、工人、资本家、实业主、商人、军官以及穿插于外国行人中身份复杂的中国人。的确，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开始进入中国，一个标志性的例子是，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断绝了对于伦敦市场的美棉供应，导致棉花价格上涨。印度和中国生产的棉花成为抢手商品，在华的洋商和洋行疯狂卷入棉业投机。四年后南北战争结束，棉价骤然回落，参与棉花贸易的上海洋行统统陷入困境。上海的外资银行也集体参与了汇兑投机，需要充裕的现金并需要经汇票交易的洋行将上海外资金融市场每天的交易额推到百万元计，市场利率竟至18%～36%之间。最终导致上海出现历史上第一次金融风潮——经济领域这类事件都告知着人们：一个新时代正在来临。概括地说，在19世纪最后的时间里，重要沿海城市因西方商业与市场的介入而获得了经济的不断增长，其产业的内容与性质，的确越来越带有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的特点。
在维新运动之前，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工业化，不过，向西方学习的改变仅仅限于制器、技术与工具的借用与复制，与科学相应的其他人文知识均被尽可能抵制或低估。大学士倭仁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他这是在反驳主张学习西方技术的恭亲王等人，在他看来，孔孟之道足以支撑立国。但“庚子拳变”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仅仅限于“师夷长技”是不够的，这就使得西方思想及其制度问题开始受到关注。[1] 康梁的维新运动虽然超越了洋务运动的思想，戊戌政变表明了在政治上的改变事实上非常艰难，不过，改变中国政治的维新思想获得了继续传播。
时间是如此地急促，可以想象，《辛丑条约》的签署使得作为文明中介的传教士、外国人再一次提振了精神，他们抓住机会提醒中国人不要继续沉迷于约束心智的思想，传教士李提摩太直到在他于1916年出版的《亲历晚清四十五年》“序言”中还这样说：
在中国的传教士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拯救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灵魂，而且还包括如何在年均四百万的死亡率下拯救他们的肉体，以及如何解放他们那比妇女的裹足更扭曲的心智——从一种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的统治下解放他们的心智，而正是那种哲学和习俗使他们陷入了听凭任何可能伤害它的民族摆布的窘境。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从无知和恶习的禁锢下获得自由，并且沐浴到科学的、工业的、宗教的教育之光，它就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之一。[2]
李提摩太所说的“延续了无数个世纪的哲学和习俗”是指儒家经典。而那些传教士要传播的知识很多正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缺少的人类近代科学知识以及相应的启蒙思想和文化。的确，传教士再次有了扩展自己事业的空间，他们甚至开始创办大学。例如针对义和团屠杀山西传教士商议处理赔偿时，李提摩太于1901年建议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3]。这所于次年与山西政府签署协议并开始实施建设的大学是今天山西大学的前身，而在当时的规划中，课程就包括了机械工程、绘画、化学、物理、医学、数学、法律以及文学等学科，建设项目包括礼堂、图书馆、体育馆以及博物馆。传教士的工作是如此地有效，在1916年回忆广学会的工作时，李提摩太告诉我们那时曾国藩的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儿子都已陆续成为基督教徒，这样的结果已经不仅仅是传教。
事实上，中国一次次失败导致的焦虑甚至恐慌已经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彻底重新审视一切，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影响大众的新媒体出现了。早期是一些传教士或者外国商人创办的杂志媒体影响着中国人，例如70年代初期出现的具有现代社会传播意义上的报纸《申报》。这份由从事茶叶与棉布生意的英国人梅杰（Ernest Major）于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报纸在1876年已经达到每天6000份，报纸的目的是“将天下可传之事，通播于天下”[4]。一开始，《申报》表明了不涉及政治与国家事务方面的话题，但是现实事务与活动的报道甚至议论，事实上将各地读者的思想与讨论联系起来，构成了西方政治与思想传播的平台与通路，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九日该报的社论《论宜通民情》已经在明目张示西方民权思想：
泰西以民为主，亦有君与民共为主者。⋯⋯仿泰西之制，设立国会，议院于京师及各省会城。许由乡镇公举，达之于州县；州县公举，达之于府郡。必其人品望倍隆，德行兼备，洞知时事，通达洋务，由于众口一辞，循泰西国会舍寡从众之例，方许入院。凡国之大事，皆令上、下两院集议以闻。[5]
1905年《申报》进行了“整顿报务十二条”的改革，“记者”这个身份开始在中国出现。无论如何，这份于1949年停刊的报纸，记载了从清朝同治到国共内战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新闻与历史信息，刺激了读者中精英阶层对国家和政治问题的深入思考，而其中的“自由谈”栏目成为20世纪重要文学与思想家的发言阵地，《申报》可以被视为晚清政治变化的氛围制造场。类似的早期媒体还有《新闻报》《循环日报》。80年代甚至还出版了一种通俗而利用并改变图像功能的媒体，由梅杰出资于1884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是一份有文字解说的图画时事报，当人们看到中国画家吴友如在《点石斋画报》里描绘的生活场面时，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在这份发行了14年之久的《点石斋画报》里，吴友如尽可能地勾画那些每天从现实生活中得知的事件和人物，包括一些外国发生的事情，正如报纸中的内容非常杂乱一样，他也用通俗易懂的图像形式告诉中国读者时事新闻、市井生活、民间故事以及国外传奇。吴友如通过文字配合的图画仅仅是一种类似说明书的通俗读物：没有幽雅生趣的树木花鸟，更没有气韵生动的笔墨。生活在传统宅院里的落魄文人或者衰败家族里的遗老对于这样的绘画是一点也不认真的，但是他们却依赖于这样的新闻报刊与图像资料了解外面的世界。事实上，正是《点石斋画报》这样的新兴媒体，导致了新知的引入，并传播了发生在上海和国内外的事件，这些事件通过媒体的传播每天都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与认识。可以肯定的是，如实报道的图画受到了非常普遍的欢迎，人们更愿意接受真实反映日常生活内容的新闻图像，这也有助于为很快将由留学生从日本和欧洲带回来的西方写实绘画的语言提供理解上的心理准备[6]。1889年，五年前停刊的《万国公报》由广学会接手复刊，林乐知继续担任主笔，为这个时期的那些急于寻找拯救中国于危亡的方法的人提供了解西方思想与价值观的路径，同时，《万国公报》也刺激了新型中国文人利用报纸和杂志从事自由事业的观念。基本的情势是，清政府的失败，很自然地使清廷在更多的人心目中失去了影响力，西式媒体的迅速而大量出现表明了更多的声音需要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出。从1895年之后，报刊杂志出现了急速的增长[7]，翻译图书的出版也迅速普及，那些不同程度接受西方知识的士绅与逐渐脱离传统依附关系的读书人也急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与出版，传播新知并表达自己的思想。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九节中对这个时期慌乱的求知状况有过描述：
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8]
在引进西方思想的潮流中，尽管人们能够联想到早年的郭嵩焘和同时代康有为的努力，但是，严复（1854—1921）对西方思想的翻译以及评论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严复一开始的用词就是让人惊悚的，与郑观应的警世文章使用“盛世”这样的装饰词汇作为著作的开头（1894年）不同，严复告诉人们：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救亡”（1895年），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处于存亡的紧急关头，这也就是为什么甲午海战及其失败，促使他急于发表五篇政论文章[9]的原因。他显然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不妨把他的文章视为戊戌变法思想潮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文章里干脆断言：“不变法则必亡。”他甚至说：“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这里的西洋之术已经不仅仅限于工具理性或者说军事、造船等技术方面的知识，他开始持久地关注西方政治思想对中国的意义——这曾是他在伦敦时与之建立了友谊的郭嵩焘的提醒。可以肯定的是，严复产生这样的判断基于他于1877年去英国留学之后对人类最新知识的了解。最初，严复是在格林尼茨海军大学学习高等数学、化学、物理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这类课程，不过，他很快将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法律方面——这正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以及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思想在英国思想界大行其道的时期。留学期间，严复已经对达尔文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中的进化论思想有了理解，回国后，严先后受聘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教书，传播西学。当他得知威海卫陷落，北洋海军覆灭时，便急切地在发表于《直报》上的文章《原强》里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提及到了“物竞”与“天择”两个概念，他想告诉人们：民族国家如果不努力寻求自强就会在竞争中灭亡，而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就显得非常重要：“《物种探源》，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于奈端氏（牛顿——引者）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在1898年发表赫胥黎的著作《天演论》（原著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时[10]，严复在按语中再次介绍了达尔文的理论。尽管赫胥黎对达尔文的渐进主义没有兴趣，但是，严复显然利用了赫胥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捍卫，当赫胥黎将进化论的观点应用于人类社会，论及社会的人和动物一样只能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逻辑时，严复认为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正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思想。他担心读者对英国人的原著缺乏理解，因而他于翻译著作中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都给予了注释性甚至是阐释性的按语，我们甚至可以将《天演论》视为之前严复写的若干政论文的系统阐释与说明。就翻译的专业性而言，人们当然要求翻译者应该严格遵循原著者的思想和文字含义进行翻译，译者个人的观点和看法不应该进入到原著中。可是，对于严复的翻译可能有另一种解释，那就是：译者必须真正准确地传达原著者的思想，而意译就显得非常重要，何况人文学科在两种文字之间的翻译是难以真正对应的。后来的翻译家很难对严复的翻译有专业上的挑剔，因为严复无论在中文尤其是古汉语和英文方面都具有极为高深的理解水平，他也相信那些士大夫们的阅读与理解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古汉语文体的原因[11]。但是，凡是对照赫胥黎的原文同时又理解达尔文和斯宾塞思想的人，一定会指出：严复的翻译是经过了他本人有目的的组织、安排与修改的，正是因为充分理解了这些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核心思想，才使得他可以利用娴熟和优雅的语言将原文著作的句子有机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他希望的西方著作，而这种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作为都是因为他对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深感不安并指望尽快唤醒人们的结果。很自然地，他有意忽略了原著者的一些思想——例如他不同意赫胥黎对社会伦理进步必须与宇宙进程进行斗争的观点，他只希望尽可能地突出并强调人类社会领域同样存在着生物界那样的适者生存的逻辑。他把赫胥黎和斯宾塞之间关于国家在普遍幸福中究竟能够起到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这个争论，在翻译之后的文字里转换成为国家富强这个主题。事实上，严复只想强调社会领域、种族之间也必须竞争，中国由于失去了至少是严重地抑制了生存竞争，才使得国家衰弱不堪，总之，他强调在一个社会里要有像自然领域那样的竞争才能够“保种”并导致国家“富强”，这才是他介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关键，严复的确也达到了目的。他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对“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和“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翻译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以后胡适回忆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在中国累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棒喝。[12]
尽管严复也提及到西方思想与中国古代哲人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严复所推荐的西方著作显然有别于儒家传统，甚至与那些希望从内部改造儒家思想的学者的工作有根本的不同。儒家思想有过自身的修复与发展，明代开始的考据学可以大致被视为经验主义的改造，只是那些学者需要的事实不是来自现实，而是来自书本，与西方学说例如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经验主义要求完全不同。因此，即便从事考据训诂的学者对宋明理学产生的空洞论辩有明确的批判，他们试图在经典著述中寻找答案的努力也没有获得“经世”的成功，康有为的实践可以被视为最新的印证。因此在严复看来，必须采用“西洋之术”，这个判断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的洋务派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全面借用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方案。这里当然涉及到儒家价值观在国家兴亡问题上的位置究竟如何？也即是“保教”与“保国”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康有为将“保教”与“保国”视为一回事，在他看来，国家与儒教均在西方扩张过程中处于危机，所以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将“保教”与“保国”视为不可分离的核心。而在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不同程度地意识到，如果坚持以“中学为体”就可能失去国家的存在。究竟如何是好？这样的现实感受显然带动了一种新的立场——即民族主义——的出现，这个立场的特殊性在于：只要能够保住这个“民族—国家”，过去那些被认为是民族的、传统的文化与思想统统可以暂时被搁置一边[13]，何况大多数激进主义者认为要在浩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有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困难的，至少已经来不及了，而眼前不是就存在着能够使国家富强的现成工具与方法吗？为什么不去使用呢！这也就是严复陆续翻译了《原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897-1900译]）、《群己权界论》（穆勒的《论自由》[1903]译）、《法意》（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902-1909]译）、《社会通诠》（甄克思的《政治史》[1904]译）和《穆勒名学》（穆勒的《逻辑学体系：演绎和归纳》[1900-1905]译）的原因，他试图尽可能地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以及逻辑学介绍到中国，以便那些想拯救中国于危亡的人尽快使用，他力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让中国人在思想和心理上发生变革。因而就严复翻译的人文科学的范围而言，用“全盘西化”来表述他的工作态度似乎不算过分，只是人们发现，严复早年建立起来的思想高峰与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人生态度形成了让人疑惑的对比。[14]
与严复主要通过翻译来传播西方思想不同，作为康有为的学生和同志，梁启超（1873-1929）通过写作和办报介入现实的政治活动。1896年，梁启超与黄遵宪、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这年商务印书馆创立，梁启超发表过《变法通议》等不少涉及救亡图存的文章。戊戌政变失败后，他逃亡日本，于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这是思想与方法的转折，表明了梁启超对康有为依赖旧学的放弃和开启民智、了解新知的重视，梁强调人们要重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西方告诫，这份拥有“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这类主张的杂志每10天出一期，每期40页，大量关于进化论、天赋人权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与国家学说通过《清议报》获得传播。不过《清议报》的主要内容为攻击慈禧、荣禄和袁世凯，主题为“保皇”。1902年，梁启超又创办了以宣介宪政为重要内容的《新民丛报》，半月一期，涉及栏目囊括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宗教、学术、农工商、兵事、财政、法律等25个。梁启超尽可能为《新民丛报》撰写稿子，其文章思想的新颖和问题的针对性导致《新民丛报》的影响力和作用超过了之前的《时务报》和《清议报》。这个时期，梁启超激进的态度具有强烈的政治煽动性：
起起起！我同胞诸君！起起起，我新中国之青年！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偕亡！使我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万里土地为虎狼窋穴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我辈若犹靦然恭然，与之并立于天地，上之无以对我祖宗，中之无以对我自己，下之无以对我子孙。我辈今组织大军，牺牲生命，誓剪灭此而后朝食。壮行何畏，师出有名，爰声其罪，布告天下，咸使闻知。[15]
与严复注重典雅的文字不同，梁启超在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尽量使用新语词和新文体，他创办《新小说报》强调故事的思想与内容的改变，同样也在文体上花费功夫。早在1892年的春天，大多数人获知20岁的清国皇帝光绪开始学习英语，这意味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了解世界其他文明与思想以便应对国家总体危机的时候了，学习一种新文字就是新的思想的开始[16]。实际上，即便是汉字，中国人也在国家危亡之时开始重新学习。日语的语汇有大量的汉字，这是三国时期，尤其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结果。现在，是中国人向日本人借用新汉词的时候了。的确，如果日本人不在明治维新起开始翻译西文（英文、德文和法文等）著作，就不会有重组的新汉词，没有那些留学日本渴望学习新知的人的介绍与引用，中国人对有新含义的外来语的理解、翻译和使用将很可能最终也是采用相同的重组方法。实际情况是，中国人——主要是年轻人——很轻松地将日本人在翻译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或重组的新汉词带回国内，人们很快就获得了来自新汉词给予的新知。这里当然涉及到语言文字的改造问题，严复的翻译的确起到了传播新知的作用，可是除了行文与普通大众的阅读仍然有明显距离外，不用新词同样很难更为充分表达和辩驳丰富的外来思想。跟着，新词的使用很自然地导致语言文体的改变。曾经文言文所具有的起承转合甚至抑扬顿挫的特点，并不能受到使用新词的支持，相反，新文体能够有效解决新思想的转译问题，新文体的句子结构与节奏非常自由，在文章的书写过程中，作者可以更为轻松而不拘泥于传统句子更不用说用典、长短句的对应形式等等，这样的新文字容易传播新思想，且脱离了文言文的思维习惯，结果是，新文体渐渐改变了人们的说话、辩驳以及思考问题的语言逻辑与习惯。这个变化是潜移默化的，但具有颠覆性。由于在传统的词库里找不到表达新思想的词汇，人们便开始频繁使用从日本带回来的新词。的确，在古典文献里出现的字和词与此时人们使用的意指不同，仅仅具有不同性质的粘连性，甚至含义相反[17]，结果，人们宁可从新书中去理解这些在古语中曾经出现的词汇，这种语词的重组和含义的改变，最终导致人们对传统文字的生疏，而接受新的语文。这时，文体不是小事，它涉及到思想传播的有效性和影响力问题，梁启超能够在这个时期取得普遍的影响力，与他的新文体有直接的关系。总之，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对新文体和之后的白话文非常推崇。在实际的写作中，梁启超开启了具有外国语法的新文体，用一种平实流畅的文言直接挑战桐城派古文。与严复使用古文术语完全不同，从1898年到1901年，梁启超的文章发生了从基本使用中国传统术语到日本术语的转变，为现代白话文提供了表述的基础。胡适对梁启超这时的工作有过评价：“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18]
维新运动时，梁启超曾受邀参加过湖南相对宽松的政治活动，在不少地方士绅和官员的支持下，他参与了时务学堂对儒学给予西方角度的理解的新式教育和政治鼓动。这当然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情景，在1898年之前，从清朝官员到地方士绅以及不同的社会角色构成了一个层次丰富的新思潮：过去几十年，尤其是最近若干年显现出西方列强对中国“瓜分”的危机将人们引向了“变法”，但是，依赖于什么样的力量、凭借什么资源（包括思想资源）、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变法”“变法”的分寸与限度究竟在哪里，如此等等。事实上，当“变法”的呼声危及到清廷以及那些凭借整个专制体制才能够保全自己的地方官员和士绅时，“变法”政治光谱中的不少层级便开始转向对接近红色部分的反对甚至站在朝廷的立场对激进分子给予一系列压制和驱赶[19]。戊戌政变失败之后，立场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以致渐渐形成了立宪派与革命派两个由不同团体形成的政治阵营，两派在改革与手段甚至目的上随着形势的变化日益产生冲突和明显的对立。
注释：
[1] 尽管有一些很敏感的人早在1850年代就注意到这类问题，徐继畲等人对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度等西方体制的推崇，一度使得朝廷将留学生派往美国。
[2]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D.D.,Litt.D.)：《亲历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Fisher Unwin Ltd. London，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D.D.,Litt.D.)：《亲历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Fisher Unwin Ltd. London，1916）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2页。
[4] 商人梅杰正是在1872年外资银行开始操控中国金融市场在生意上遭遇挫折的时候改变投资方向进入媒体领域，人的身份角色的多样性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同步变化在20世纪初的中国经常看到。
[5]转引自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
[6] 吴友如（？—约1893）吴县人。早年学习传统书本插图，熟悉线条的运用。尽管一开始他效法改琦（1773—1828）、任熊的人物画法，不过看来更明显的影响来自英文报刊或者像土山湾书籍那样的教会资料里的西方插图，吴友如很轻松地适应了透视与相关方法，尽管他也经常保持平行线的使用。对于这些图画的品评采用传统的画论方法将无从下手，因为其绘画方法和目的显然已经远离传统文人的趣味，彼时，人们更多地将其作为新闻或者故事来看待。郑振铎（1898—1958）在他的《近百年来中国绘画的发展》一文中说：“中国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期的历史，从他的新闻画里可以看得很清楚。”
[7] 根据历史学家张灏的统计与资料归纳：1895-1898年新出现报刊杂志64家；1913年487家；1917年2000家；1919年报刊本身超过400种。（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載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8] 熊月之先生在其《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对1900年至1911年之间的西学东渐情况作过细致的统计,他谈到这阶段西学传播有五个特点：
1.转口输入。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书89种，占全国译书总数16%；德文24种，占4%；法文17种，占3%；日文321种，占总数60%。
2.数量空前。从1900到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有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69.8%，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其中，从1900至1904年5年，译书899种，比以往90年译书还多。
3.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三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21%、11%。译书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
4.影响深入。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
5.中国第一代译才登台。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一代翻译人才，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过渡形式的结束。
[9] 《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均写于1895年。
[10] 严复是在1895年开始翻译这部著作的。
[11]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提出的“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原则和标准至今也为大多数翻译者所遵守，只是由于人文学科的翻译远远不是技术性文字那样的对标，因此，翻译存在着存在着不同语言之间的鸿沟，严复在《天演论》的翻译序言中说：“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严复思想旨探》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版）不过，尽管严复考虑到了思想的传播的有效性问题，他的文字也仍然有阅读的障碍，梁启超说，严复的“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新民丛报》第1期，1903年1月1日）
[12] 胡适《四十自述》（1930年）。
[13] 尽管张之洞对康有为的观点不以为然，认为重要的是“保国”（当然张之洞的“国”实际上是清廷），严复对康有为为自己的维新举措提供理论基础的今文经学显然也不抱希望，在1897年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严复这样说：“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转引自[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14] 这也许是研究严复的一个有价值的课题。严复的确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给予过支持，这有思想策略的变化和重新理解中国现实的复杂原因。此外，严复于1913年赞同孔教会并提出将儒教尊为国教的确是一个主动参与的事实，这表明他不仅改变了之前对儒教的漠视态度，更让人觉得这位“西学圣人”的思想仿佛发生了与“全盘西化”的学术经历背道而驰的变化。不过，基于严复早年奠定的古典经史知识，其学术生涯中也经常将西方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相联系，再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遭遇的空前惨烈对他的震撼，我们应该理解严复为什么要重新思考和评估人类不同文明及其历史。因此，人们对年逾60多岁老人如下看法的判断是需要谨慎和富于历史理解力的：
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与熊纯如书·第36封信》，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42页。本书转引自[美]本杰明·史华兹著[Benjamin Schwartz]：《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Harvard Univ.Press.196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
严复显然是一位非常熟悉老子和庄子的中国人，这很自然地能够使我们理解他在去世这一年的文字：
坐卧一小楼舍，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临池遣日。从前所喜哲学、历史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槁木死灰，惟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与熊纯如书·第36封信》，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本书转引自[美]本杰明·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页）这类心情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失意晚年里都能够找到。
[15] 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梁启超选集》第380页。
[16] 一位当年在北京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记录：“接着他开始学英语。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时收到一本《新约》后，他立即从美国圣经学会为自己弄来了一本全本《圣经》，学起了路德福音。这使他对外国文献有了兴趣，他派自己的太监到各个图书保管点去把译成了中文的所有欧洲文字的书籍全都买来。他将自己的精力完全转向了这方面，没过多久就流言四起，说皇上正在学洋书，要信洋教了。这从1894年一直继续到1898年，那段时期里他被全国数万青年学者所仿效。”（何德兰[Isaac Taylor Headland]：《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Court Life in China: The Capital Its Officials and People]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32页。）
[17] 《国语晋语》谓：“赏善罚奸，国之宪法。”《汉书萧望之传》：“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这些根本不是今天的立宪政治的含义；《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有：“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这里的意思正好与民主相悖。
[18] 胡适：《四十自述》。曾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及宋史的吴其昌（1904-1944）回忆说：
当年一班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诸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霆怒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駭心魄，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即以梁氏一人之文论，亦惟有戊戌以前至辛亥以前（约18960-1910）如此耳。在此16年间，任公诚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也。革命思潮起，梁氏之政见既受康氏之累而落伍，梁氏有魔力感召的文章，也就急遽的下降了。可是就文体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或名报章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转引自李喜所、元青著：《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
[19] 例如1895年7月康有为等人发动组织强学会，不仅有改革者的参与，政府官员张之洞、刘坤一、翁同龢、孙家鼐、李鸿藻、袁世凯以及其他不少官员参与其中，有些给予了具体财政方面的支持。但是，在理解如何推动改革方面，成员之间的观点显然具有差异。张之洞坚持着他的“中学为体”的立场，当康有为放弃了清朝年号将孔子生辰纪年用在报纸上时，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同时，顽固派不时指责一些人讨论时政具有不轨行为，甚至将强学会作为一种违禁的私人结社，危及朝廷的安全，几个月后（1896年1月22日）被取缔。1896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湖南推进维新运动，这里因为吴大澂、陈宝箴、黄遵宪、江标等人的写作和奠定的基础，适合于维新运动的事业。梁启超的思想促进了湖南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改革运动。但是，随着梁启超等人更为激进的态度和举措，例如他针对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而向陈宝箴建议湖南脱离中央政府时，便拉开了与其他人的政治距离，尽管梁启超指望实现民族主义民族自治的看法缺乏对清政府的高度集权和控制能力的认识。跟着，1897年，梁启超与地方开明官员和士绅成立了在政治上更为激进的南学会，并刺激了更多的学会产生。这时，梁启超再次推进自己的思想，将南学会视为一种地方议会，通过出版报纸例如《湘报》、建立学堂、图书馆，来营造一种实际的政治结构。迅速走向激进的种种举措，最终导致曾经不同程度支持过改革的人的深深疑虑并最终联合保守势力展开对改革的攻击。梁启超等人的思想与言论已经发展到了对清政府专制制度的挑战，同时，儒家为体的界限也被明显打破，这唤起了张之洞的恐惧，并于1898年命令湖北官署不再订阅宣传维新的报纸。陈宝箴也奏请清廷烧毁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的印版。